中国家庭最核心的一对矛盾，为何老在春节爆发？

可见婆婆对媳妇有说一不二的权威。媳妇受了婆婆的气不能当面发泄出来，只能在背地里发发牢骚，婆婆背地里也经常数落媳妇的不是，所以就有了“媳妇背里背个锣，背着说婆婆；婆婆背里背个鼓，背着说媳妇”一说。媳妇之所以能够憋气，一是不敢发气，二是还有个盼头，若干年之后，自己的婆婆死了，年轻的儿媳娶回来了，自己熬到头了，就可以用婆婆规训自己那一套来规训自己的媳妇。家庭秩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和再生产。

▍二

由于江汉平原多水患，村庄更替比较快，社区记忆相对薄弱，各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也不坚固。因此当经历革命和现代国家建构时，脆弱的传统就很容易受到冲击，往往不堪一击。京山的婆媳关系就是如此，当新政权一进来，就立马发生改变。“土改”至1965年左右为婆媳关系的一个新阶段，这一段时间婆婆被国家定义为“恶婆婆”，是要被打倒的对象。此时，媳妇敢于顶嘴，但仍不占上风。

京山农村解放比较早，土改时间也较早。土改后，京山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土改的第一要务是争取革命群众，打倒反动派和反抗派。婆婆是当时要打倒的旧式权威的象征之一，一开始就是被批斗的对象。当时的口号是要将妇女从夫权、父权和旧式婆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，明确提出反对旧式婆婆的架子，对一些典型的“恶婆婆”要拿出来批斗，直到她们交出家庭的权力，向媳妇低头认罪为止。

另一方面，农会还开展媳妇学习班，教导她们要有反抗旧式婆婆的革命精神，让她们诉苦，控告婆婆的累累罪行，要敢于同压迫自己的婆婆做斗争。媳妇学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果然有不少的妇女开始理直气壮地顶撞婆婆，并将恶婆婆报告到农会予以批斗。在强大政权的压力下，婆婆也感受到了威胁。这时的婆婆如果明目张胆地摆旧式的架子，就会被新政权捉住把柄，闹不好还会被批斗。所以，婆婆尽管对媳妇的“顶撞”很不习惯，很受气，也已不能像解放前那样任意摆布媳妇了。

然而婆婆的气还是能够出的，毕竟媳妇还生活在家庭里。在这个空间，男子的权威虽然也是受到了冲击，但没有彻底的动摇。因此，如果男子站在自己的母亲一边，媳妇就无法在家庭里获得足够支持，其权力就无法超越婆婆。更何况，整个村庄舆论也没有完全扭转过来，人们慢慢接受媳妇的“顶撞”，但还不习惯接受媳妇的飞扬跋扈，多数还是站在婆婆的立场。1959年结婚的屈老师这样描述当时自己家里的婆媳关系：

我们结过婚半年，她（媳妇）就开始跟婆婆吵，两个人经常斗嘴，我两边都劝，要老的忍耐，年轻的也要忍耐，只有忍耐才能避免矛盾。那时候儿子还是帮母亲的多。我结婚那时还是婆婆赢。总不是婆婆赢？媳妇顶几句，自己就强迫自己认输，社会习惯这样。社会上还是说媳妇的“拐”，做好媳妇有自尊心。强迫自己输了算了，太顶狠了，人家和婆婆都会说“把个媳妇，太狠了”，要维护婆婆自己的尊严。那时，媳妇还是难得做，还没有转变过来。

然而，社会的整个形势发展是不利于婆婆的。随着媳妇参与村庄活动、政治生活、国家建设增多，其作为村庄的一个壮劳力越来越显现其力量和权力，在社会上开始能顶半边天。在村庄里，壮年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，而老年妇女是被排斥的。所以年轻媳妇不断地被国家和村庄塑造，其身影逐渐拔高，慢慢脱离家庭事务束缚。年轻妇女在家庭里说话越来越有底气，也有勇气参与家庭决策。

与此同时，婆婆的角色则开始萎缩。婆婆发现媳妇越来越难以管教，自己在家庭里说话慢慢地不起作用，自己的儿子似乎对这个外来女人开始容忍，有时甚至言听计从。婆婆感到很不舒服，希望维持之前的状态，对媳妇的言行越来越不耐烦，越来越反感，加大了对媳妇的攻势和管教。媳妇面对婆婆的架子，也愈发难以容忍，觉得自己在与婆婆的关系中的地位与自己新的身份不相符合，所以反抗的欲望也愈发激烈。婆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热化。这种状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。

▍三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最恶劣的时期。这段时间，婆婆和媳妇的力量对比相当，双方陷入僵持，展开了拉锯战。根据当时的大队干部讲，这一时期的家庭纠纷特别多，大队干部几乎刚解决一家的矛盾，就要上另一家去解决同样的问题。整天除了忙生产外，还要处理这些事情，主要是婆媳“讲口”（争吵）。